春和景明，万物竞生。在泰宁县下渠镇红地村一处曾遭滥伐的山场里，去年新栽的杉木、木荷已长到腰际，嫩绿的枝叶随风舒展。这片昔日因滥伐留下“伤痕”的山场，正重焕生机。

　　“这些树苗的状态都很好，目前成活率超过90%，符合修复方案要求。”生态修复监督人吴衍辉蹲下身，仔细检查树苗长势，对泰宁县人民法院生态庭庭长马欢欢说，“我每个月都会进山看一次，一旦发现有枯死的树苗或病虫害，就第一时间通知老陈来补种防治。”

　　吴衍辉口中的老陈，正是这起滥伐林木案的被告人。2024年7月，老陈承包了这片山场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授意工人超范围、超树种采伐了阔叶树和杉木共411棵，立木蓄积近37立方米。去年2月，泰宁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老陈提起公诉并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要求其履行生态修复义务。

　　案子到了法院，恰逢闽北山区植树黄金期。如果按照常规程序进行，等判决生效后再修复，势必将错过最佳补种时机，导致树苗成活率大打折扣。

　　“能不能把民事先予执行制度用在生态司法保护上？”经过评议，泰宁县人民法院作出先予执行裁定，要求老陈在判决前按照修复方案完成补植复绿，并连续抚育3年，赔偿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损失2472.4元。

　　根据方案要求，老陈不仅赶在3月底前完成了补种，还多种了1500多株。然而，新的问题又来了——老陈的缓刑考验期只有1年，而抚育管护需要3年，考验期结束后，他还会上山管护吗？

　　“我们在以往案件中发现，确实有些被告人把树苗种下后就不再管了，生态修复的实际效果难以达到预期。”马欢欢说。

　　在实地走访中，马欢欢发现当地群众离得近、情况熟，若是能让他们参与进来，既解了管护之忧，也能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扎根群众心间。

　　去年3月，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，泰宁县人民法院建立生态修复监督人制度，制定《关于生态修复监督人选任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系列文件，聘请案发地村干部、护林员吴衍辉担任该案的生态修复监督人，聘期3年。

　　“当好生态修复监督人，就是保护自己家乡的青山绿水！”接到聘书的吴衍辉拍着胸脯承诺，一定会按要求全程跟踪修复进展，确保生态修复责任落到实处。

　　一纸聘书，不仅架起生态司法保护与群众之间的桥梁，也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激起司法创新的层层涟漪。

　　建宁县人民法院推出“听证会+监督团”模式，尤溪县人民法院构建“养护令+生态技术调查官+生态修复监督人”模式，明溪县人民法院探索“护鸟监督人”模式……生态修复监督人制度在三明司法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。

　　全市两级法院坚持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”，根据不同案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，灵活选聘监督主体、创新监督模式，让生态修复不再是司法机关的“独角戏”，而是公众参与的“大合唱”。

　　红地村的变化，是最生动的注脚。“这个案件就在我们镇上的巡回法庭现场宣判，村民们可都亲眼看着呢！保护生态的理念都刻在心里了！”红地村党支部书记廖万祥表示，家乡的山林，现在不仅有“监督人”看护，更有全村人的共同守护。

　　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，福建法院探索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，解决修复标准不一、监督不力等问题。3月12日，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。法典的第一编总则中明确规定，国家鼓励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生态环境保护公共事务进行监督。

　　这份源于闽西北山区的司法创新，已成为落实恢复性司法理念的重要探索。

　　“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将基层组织、社会公众等第三方力量引入生态修复过程，破解了生态修复执行阶段监督不力的难点，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可复制性。”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庭庭长王江凌说。

　　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辉表示，三明两级法院探索建立的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，让公众从“被动接受”转为“主动参与”，形成了“惩罚—修复—监督”的生态修复闭环，为《生态环境法典》中关于“公众参与监督生态环境保护”的原则性规定有效落实，提供了实践样本。

　　三明森林覆盖率达77.12%，是闽江发源地、八闽大地的“绿色心肺”。从全国首份“护河令”“护鸟令”“生态修复失信惩戒令”，再到生态修复监督人机制的创新与推广，三明两级法院始终以司法担当守护绿水青山。

　　如今，在三明的林海深处，补植的树苗茁壮成长，监督人的脚步丈量着每一寸需要修复的土地。生态保护的理念正通过一次次司法实践，转化为公众参与的自觉行动，在闽西北的青山绿水间，绘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。（金 鹏 曾锦锋 通讯员 吴有强 汤美健）